四 作为国家建构机制的基本权利 宪法是多元价值融贯形成的一套逻辑自洽的价值体系。
序言 在作为大陆法系行政法学典范的德国行政法中，行政行为（Verwaltungsakt）无疑是最基础的概念。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区分相同，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同样是现代公法，尤其是大陆行政法得以体系化建构的基础前提。
综上，德国法为我们展示了从价值道原理再到制度的清晰演变，但这种演变脉络却无法在我国学理中找到对应。行政方式法教义学尝试从无法预测的、变动不拘的多样性行政中，提炼出类型化的行为单元（Handlungsausschnitte），并使其遵守特定的法律要求，以及具备特定的法律效果[19]，而这种类型化努力又包含着两项基本诉求：首先是通过简化行政机关对于行为手段的选择困难，促使其有效地、客观地、合法地完成法定职责。1.暂时性行政行为 在各种新型行为模式中，暂时性行政行为（Vorlaeufiger Verwaltungsakt）最引人关注，其本质是行政机关在尚未完成相关事实的终局调查和确认时所做的阶段性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国在行政方式方面所呈现出的高度型式化、制度化特征，与其说是学理研究的严谨细腻所致，毋宁为是回应法治国对于行政的基本要求。事实上，如果我们对于法教义学构筑由法律概念、制度、原则和规则组成的框架的属性特征，以及它旨在减轻法律操作负担，为法律提供方向指引、安定性以及可预见性[132]的任务设定有客观了解，并且理性地认识到，任何法教义学都需要持续地受到检验，也需时时更新和调整，那么行政行为所遭遇的挑战和诘难，就完全可以理解为是行政实践对其提出的变革要求。
又因为本身制度化和型式化的欠缺，行政行为也根本不具备横跨行政法学总论，并有效衔接诸项内容的性格特质。因为继受不足，这一制度的法治国功能在继受过程中被彻底遗失。第三，基本权利的功能受制于立宪目的，即便某些权利规范具有拘束公权力的可能空间，也要受制于国家目标而服从和服务于公权力意志，从而作为一种私人化的公权力而致力于维持国家秩序的稳定，发挥团结群众的政治动员功能。
革命成功是制宪的实践基础，巩固革命胜利的果实从而建国是宪法要完成的任务，这一认识在制宪者的思维中具有支配地位。这种宣告带有神圣色彩，人民宛若神明俯瞰着国家和其中的每一个人。只见国家不见个人并不符合社会主义宪法的本质要求。第三，作为完成建国大业的重要装置，五四宪法并不留意宪法实施的监督制度，主要强调满足国家建构的刚性需要。
如当地群众反对贷款给地主分子，则不要贷给他们。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鼓舞了斗争的参与者，作为胜利果实之一的宪法自然要载入通过不懈斗争才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权利。
从积极意义的层面上说，五四宪法设计的经由劳动实现改造的路径，有助于相对温和的改变社会精神，促进人群内部的相互承认和认可。宪法不应是政治的附庸，而是约束政治的装置。【关键词】国家建构 五四宪法 基本权利 主观权利 宪法秩序 一 引言：基本权利的国家建构功能 宪法作为一个地域内的政治统治在法律上应该服从的那些规则[1]，总是要从其固有的历史传统、文化心理和政治实践的土壤中生发，在对各种外来的理念思想、制度经验和可能图景的不断反思与扬弃中成长。对此，宪法一方面确认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的现状，规定依照法律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另一方面明确了资本家所有制的宪法界限，即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
[33]公意、人民意志在向国家意志转化的过程中，有相当的可能出现偏差。[68] [法]勒内?达维德著：《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87页。这或许是五四宪法难以回避的历史宿命。第一，基本权利的主体是限定了的，公民固然是宪法写明的权利主体，但受到人民这一政治概念的制约。
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通过法律调整，个人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获得要求国家给予、作为和承担责任的请求权。[35]五四宪法第1条就将国体设定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也体现了民主价值的崇高地位。
[51]劳动人民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构成了新政权的政治基础，维护联盟就需要调和不同人群的利益与观念，也就是改变经济关系上的交错和对立。随意压制言论实际上是对公权力合法性、正当性的自戕。
同时，宪法将劳动者视为一类重要的公民、一种特殊的基本权利主体，第92条规定的休息权、第93条规定的获得物质帮助权的权利主体都载明为劳动者。[55]这种国家观将经济建设、社会团结等复杂议题予以同质化处理，对于常态化的国家治理不但无能无力，而且影消极响。[57]依宪治国与依宪执政既表明国家面临的新历史使命，也确认了治国与执政的根本依据。[46] 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1954年9月16日第3版。[62] 沈松侨：《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1895~191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4分（2002年12月），第719页。（三）基本权利作为国家建构的方式 与五四宪法的过渡性质相配合，宪法文本中一个向来被忽视但却值得发掘的语词是改造。
G·耶利内克指出：任何主观权利都以法制的存在为前提，主观权利被法制创设、承认，并被法制或强或弱地加以保护。[38] 高全喜：《论宪法的权威——一种政治宪法学的思考》，《政法论坛》2014年第1期，第52页。
[15] 毛泽东：《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1页。当时中国民众、政治精英、学界精英等之所以对民主抱以信任，主要是基于三个因素的考量：一是人民不会为非。
霍菲尔德提出权利与义务、特权与无权利、权力与责任、豁免与无权利共八个基本法律概念，就权力与责任这对相关概念来说，一方拥有权力，意味着另一方要承担责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
第三人效力处理的问题是，当公民面对个人而非国家的干预时，得以援引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条款寻求保护，从而使得包括国家与社会组织、私人在内的各种主体都受到基本权利的约束。五四宪法首先揭示了革命在建国中的决定性地位，其序言开篇以历史逻辑叙述国家的来源：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四宪法中的改造大致指向两种情况，一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改造，主要体现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另一种是基本权利主体的改造，主要体现为第19条第2款要求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具体而言，创设、承认和保护主观权利的法制至少应当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选举与代表制度。
但宪法充分考虑了民主性，对其他价值尤其是法治的价值有意无意的忽视了。这体现了权利主体的广泛性，但按照《中央选举委员会关于选民资格若干问题的解答》（1953年4月3日）[47]的说明，作为公民的地主阶级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并不能享有此种权利，除非完全服从政府法令，努力从事劳动生产，或作其他经营，没有任何反动行为，连续五年以上者，经法定手续改变其地主成份后。
由于国家与个人等社会主体的根本利益在理论上是完全一致的，个人利益的实现就取决于其与国家的协同程度。基本权利的革命色彩集中体现在基本权利主体的正当性是通过革命斗争而获得的。
其次，五四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方式开启了新的革命。[47] 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参考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06页。
[7] 参见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1954年9月16日第3版。劳动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互负义务的典型体现。五四宪法并非采用这样的逻辑。本文将要论证，在完成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的核心目标导引下，五四宪法的基本权利规范既体现了立宪主义的精神，也有与革命建国相适应的权力逻辑。
刘少奇说：这里的公民包括过去的所谓‘人民和‘国民在内。国家不是基本权利要防御的对象，妨碍国家独立统一的那些对象才是基本权利要防御的对象。
任何人都不可能垄断真理，即便错误言论也值得平等对待。对于总路线的重要性，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时形象地指出：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公民是个体，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是法律概念，表明法律上的地位。既然基本权利是作为人民的公民的权利，人民行使权利的首要目的就是维护人民这一整体的统一和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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